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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开出首趟务工专列 600余名务工人员“拼车”赴粤返岗******

  中新网成都2月1日电 (记者 王鹏)2月1日上午,成都开出新年首趟务工专列,600余名川籍务工人员分别从铁路成都东站、乐山站和宜宾西站出发,“拼车”前往广东省务工。

2月1日中午,列车员免费为务工人员发放午餐。 刘忠俊 摄

  当日一大早,来自成都金堂县的李世友和妻子踏上旅途。他们先乘坐免费大巴车来到成都东站,戴上大红围巾,收到特产礼盒,随后在铁路部门安排下坐上高铁。

  “出去打工必须要有拼劲,不拼是不行的!”李世友告诉记者,夫妻二人在东莞一家鞋厂已工作十多年。虽接到通知3月1日才开工,但两人决定乘坐免费务工专列先到广东。“这一个月可以做点别的,勤劳就能赚到钱。”李世友说。

2月1日上午,务工人员在铁路成都东站排队进站。 刘忠俊 摄2月1日上午,务工人员在铁路成都东站排队进站。 刘忠俊 摄

  据铁路成都东站客运值班主任周艳介绍,这趟务工专列采取的是沿线接站、务工人员就近上车模式,遂宁和成都的旅客在成都东站上车;乐山、眉山的旅客在乐山站上车;宜宾、泸州旅客在宜宾西站上车,减少中转距离,方便旅客出行。

  来自遂宁的刘桂华已在东莞虎门镇一家制衣厂工作八年。她说,以前每年返乡过年很开心,但复工工期临近,就担心抢不到火车票。如今她已连续几年乘坐务工专列,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据四川省农民工服务中心公共事务部部长刘帅介绍,为了做好务工人员的“集散成团”,成都、遂宁、乐山、眉山、宜宾、泸州人社部门按照区、县为单位,做好乘车返岗务工人员信息收集。针对零星出行人员不够申请专列的情况,积极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接组建“拼团”专列,方便务工人员顺利返岗。

  “我们四川是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大概常年保持在2600万左右,占全国2.9亿农民工的近1/10。”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此背景下,四川省委、省政府要求各相关部门把服务保障农民工作为重大的战略工程来推动。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提供的数据显示,2022年,四川省外出务工农民工近2630万人,实现劳务收入近6640亿元;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近115万人,创业总产值累计近8197亿元。

  记者了解到,2023年春运,为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出行,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各级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务工复产安排,摸清务工人员返岗出行需求,制定运输方案,开行成都、重庆、宜宾、遵义等方向开往上海虹桥、温州、广州方向的“点对点、一站式”直达务工返岗专列24列,切实解决川渝黔地区外出务工人员的返程出行需求。(完)

  •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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